建材行业：提价乏力显示玻璃行业拐点还未到来

當時的倫敦是全球金融中心。

「慈（mettā）是一種不被慾望所束縛的愛，不會否認事物的本質，所以能克服各自分離、不屬於整體的幻覺。專家解釋，壓力反應和隨之而來的負面情緒，會讓你將注意力集中在立即採取行動上。

但是這個世界不斷在考驗我們，不是嗎？ 同情昏睡：壓力如何侵蝕善良 當你感到幻滅、恐懼、受威脅或沒安全感時，要激發你的善良本能就有一定難度。但就在那一天，那些童書觸動了我。我的母親矯枉過正地向孩子們灌輸一種強烈的義務感，也就是要幫助他人，就算自我犧牲也在所不惜。在紀念博物館裡，我的視線定格在一個陳列著兒童書籍、玩具和海報的展示架上，這些作品全都對兒童灌輸軍國主義、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。馬修．李卡德將善良描述為一種利他主義，是一種關懷和熱心的形式，體現在你對他人的行為舉止上。

愛是所有喜樂之情的源頭，包含了其他正向情緒（開心、同情、感激、喜悅、自豪、寧靜等），在它的照拂下，愛可以豐富你自己和他人的生活。同理心氾濫總比冷酷要來得好。Photo Credit: Zhangzhugang CC BY-SA 3.0 《明夷待訪錄》的前身《留書》在寧波的「天一閣」藏書樓被發掘。

連他都如此，其他人的處境便可想而知。「皇帝」被乾隆推到前所未有、至高無上的地位。乾隆下令編纂《四庫全書》，以箝制思想 乾隆在位時雖為盛世，但清朝約170次的文字獄，光他就包辦了135次。對於可能犯忌的書，直接改掉書名、撕去封面，或不標明作者，刻工不留名字。

而許多清初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學家的作品，更是大量被竄改、焚燬，以至於消失。聽聞消息，黃宗羲（1610－1695）絕望痛哭。

滿清為了鞏固政權，從順治到乾隆約130多年間，發起了160到170次的文字獄。黃宗羲還稱讚康熙是個好皇帝，甚至允許自己的兒子跟學生參與編纂《明史》，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雲霧。他是人民的「君」，更是人民的「師」，有代表上天教化人民的權能。他少年誅殺奸臣，中年為反清復明到處奔走，轟轟烈烈了大半生，卻為了躲避清廷追捕，藏在為父親守孝的墳前。

只有黃宗羲自己明白，他的著作必須流傳下來，作為「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」。乾隆對於如何當皇帝，擁有比任何人都更清晰而宏大的概念。通過傳言、揣測、聯想、擴散、發酵，恐懼像怪物般越長越大，形成「萬形而無形的風」，讓人無時不刻怵然警惕。清末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質疑《明夷待訪錄》為何都沒有聲討外族的言論？直到1970年代，《留書》（即《明夷待訪錄》的前身）在寧波的「天一閣」藏書樓被發掘，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，人們才明白，或許黃宗羲在壓力下，也不得不自我收斂，刪除掉犯禁的內容，以求自保。

王汎森說：「所謂『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』，有兩種意思，第一種是人們面對政府的壓迫，自有解決之道。作者：人文．島嶼（採訪撰文：梁偉賢｜編輯、攝影：林俊孝） 清朝康熙元年（西元1662年），明朝流亡的桂王被殺，等同宣告大明徹底滅亡。

才52歲卻自稱梨洲老人，開始撰寫《明夷待訪錄》，思考為何「三代以下有亂無治？」到底怎樣才是理想的君王、理想的國家體制？ 「明夷」是《周易》第卅六卦，卦象是「火在地下」，象徵「光明潛入地中」，黑暗時代來臨對於可能犯忌的書，直接改掉書名、撕去封面，或不標明作者，刻工不留名字。

通過傳言、揣測、聯想、擴散、發酵，恐懼像怪物般越長越大，形成「萬形而無形的風」，讓人無時不刻怵然警惕。」 政治壓力的威嚇，使權力無所不至地滲透民間所有最細微的層面，且人人自發地受其影響，本來權力到不了的地方，也藉著這種「毛細管作用」，而達到其目的。」 王汎森認為，過去的研究偏重「自上而下的禁抑」，比較忽略「自我壓抑」的效應，但這正是文字獄的威力所在──人們為了避免犯禁而獲罪，紛紛展開近乎神經質的自保行動：在別人可能告發之前，便暗地裡自行竄改、塗黑、挖空、焚棄那些疑似會犯忌的著作。王汎森著重探討在政策壓力之下，形形色色、暗自進行的「自我壓抑」活動。他緊抓儒家的「綱常名教」，告誡世人：皇帝是「天下主」、「人倫之極」，所以是一切對錯、賞罰的決定者。才52歲卻自稱梨洲老人，開始撰寫《明夷待訪錄》，思考為何「三代以下有亂無治？」到底怎樣才是理想的君王、理想的國家體制？ 「明夷」是《周易》第卅六卦，卦象是「火在地下」，象徵「光明潛入地中」，黑暗時代來臨。

他少年誅殺奸臣，中年為反清復明到處奔走，轟轟烈烈了大半生，卻為了躲避清廷追捕，藏在為父親守孝的墳前。只有黃宗羲自己明白，他的著作必須流傳下來，作為「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」。

作者：人文．島嶼（採訪撰文：梁偉賢｜編輯、攝影：林俊孝） 清朝康熙元年（西元1662年），明朝流亡的桂王被殺，等同宣告大明徹底滅亡。一般對權力的論述，集中在它強大的、公開場面的展示，傅柯卻注重權力在細微的日常空間、私人領域的作用。

而且不限書籍，還包括詩帖、畫作等，許多文物便因此遭到破壞。滿清為了鞏固政權，從順治到乾隆約130多年間，發起了160到170次的文字獄。

企劃腳本：梁偉賢、林俊孝｜美術設計：林柏希 《明夷待訪錄》出版時，當年跟他出生入死的朋友們都很不諒解，認為他自比「明夷卦」中的箕子，要向「武王」（即當時的康熙帝）進獻治國之道。Photo Credit: Zhangzhugang CC BY-SA 3.0 《明夷待訪錄》的前身《留書》在寧波的「天一閣」藏書樓被發掘。從現存的文獻來看，《明夷待訪錄》並未被列入禁燬目錄之中，但文字獄的漣漪效應，使人們長期不敢出版、販售此書，以至於湮沒了150多年之久。《明夷待訪錄》被後人與法國大革命催生者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,1712-1778）的《民約論》（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）比較，認為具有劃時代的地位，然而，曾任中研院副院長、現為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的王汎森院士卻說：「其實《明夷待訪錄》在當時出版後，幾乎沒有影響力，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。

」 企劃腳本：梁偉賢、林俊孝｜美術設計：林柏希 王汎森稱這種現象為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」：「這概念受到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啟發。聽聞消息，黃宗羲（1610－1695）絕望痛哭。

不然就是不寫、不出版，就算刊出也收回焚棄、燬版。這些在每個小細節自動自發的行為，不限於京城、江南等中心地帶，還波及邊陲的雲南。

這種殘酷的案子一而再地爆發，造成人們心裡的極大恐懼。乾隆下令編纂《四庫全書》，以箝制思想 乾隆在位時雖為盛世，但清朝約170次的文字獄，光他就包辦了135次。

每一次都牽連極廣，刑罰極酷。不僅一般人民，即便皇親國戚、高官親貴也都如此自我約束，造成無數書籍被銷毀，達到清廷箝制思想的目的。王汎森說：「所謂『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』，有兩種意思，第一種是人們面對政府的壓迫，自有解決之道。清末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質疑《明夷待訪錄》為何都沒有聲討外族的言論？直到1970年代，《留書》（即《明夷待訪錄》的前身）在寧波的「天一閣」藏書樓被發掘，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，人們才明白，或許黃宗羲在壓力下，也不得不自我收斂，刪除掉犯禁的內容，以求自保。

乾隆對於如何當皇帝，擁有比任何人都更清晰而宏大的概念。黃宗羲還稱讚康熙是個好皇帝，甚至允許自己的兒子跟學生參與編纂《明史》，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雲霧。

黃宗羲撰寫《明夷待訪錄》，是要在黑暗的時代，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，等待有朝一日能夠實現。如順治年間的莊廷鑨《明史》案，從編者、作者、到刻書的工人、賣書的商人、只是掛名的士人、甚至初辦此案的官員，株連而喪生者達221人，且犯人的婦女還成為奴隸，波及人數近2000人之多。

他是人民的「君」，更是人民的「師」，有代表上天教化人民的權能。另一種卻是，因為自我壓抑，使政府禁令發揮的作用，比原本所想的更為廣大。